是时候增加航班让更多留学生回国了。

五个一政策有极大的调整空间，技术上也有一些可行的办法。

根据目前报道，中国已经或正在与韩国、德国、英国建立快捷通道，其他国家入境的人员在经过检测后，隔离时间可以缩短，目前有报道表明可以缩短到48小时。

通过增加检测次数来减少隔离时间是可行的办法。这一措施可以大大提升隔离点的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

大部分有回国需求的人持有的签证和居留权是短期的，超期停留就成了非法身份，这是不可改变的。

而其他国家的长期工作签证和永久居留权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能拿到的人多半是有一定的他国收入和社会支持的，这部分长期居住的人不一定急着回国，回国了想再出去也没那么容易。在这个背景下，相应地，作为应急政策的限航也就不能变成长期策略。

中国内地目前的政策虽然没有完全阻止海外的中国公民回国，但是通过大幅降低航班运输能力，客观上限制了需要归国人员购买机票和入境的便利程度。

众所周知，在严重的供求不平衡的状态下，要么就是物价上涨，回国机票达到天价，要么就是物价管制，一票难求。这两个结局必居其一。这一政策造成的航空运输量大大下降，是难以通过个别一两个国家的一两次包机或专机去弥补的。

而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国内较高的疫情防控压力，以及高昂的防疫成本不能满足国际旅客回国的高峰。这一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在现有的防控要求下，大规模的旅客回国，可能给整个机场、隔离检疫、医疗卫生机构造成极大的压力。

但这些理由，并不导向唯一的防控手段。而一些人认为的所谓道德困境（功利主义、多数人利益最大化）是完全可以跳出来的。

• 目前正在武汉试用的核酸混检法，可以大大减轻医疗卫生机构的检测负担。这对于从目前疫情较为严重地区归国的人员，有着较好的检测效果预期，也给了医疗卫生机构反复对人群进行多次检测的技术可能性。几个人的标本混合起来测，技术上也就允许一个人多测几次，提高了检测能力。
• 感染者体内的核酸浓度存在爬升过程，潜伏期患者在转为确诊和出现临床症状之前即可检出核酸阳性，而此病潜伏期多为2-6日。这表明早期核酸结果对预测每个人之后的转归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而在回国后1周左右的核酸检测，预测能力较第一日已经有了一定提升。因此，多日多次的核酸复查可以降低假阴性出现的几率。
• 感染者体内的抗体浓度在第1-2周可上升到阳性水平，这一时间里IgM的升高提示现症感染，而IgM不升高预示没有感染。因此，1-2周期间的抗体检测灵敏度也会有所上升。在归国一周时，如果使用抗体检查，可以最大限度在短时间同时筛出现症感染者和既往感染者，达到较高的检测效率。
• 归国人员大部分为青年和中年人群，本身的人口学特征和抗体水平变化规律有着更集中的特征。加上根据国别不同，疫情流行情况不同，本身每个检测者有着不同的先验概率。因此根据每个检测者的信息，即便有同样的检测结果，基于良好的模型预测，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人群，也可以有个性化的解读方法和更准确的预测能力。
• 感染者的核酸水平和抗体水平本身能预测疾病的传播能力，如果核酸浓度低，抗体水平高，本身都是疾病传播能力下降的提示信息。如果多次检测仍为假阴性的人群离开隔离点，只要之后居家隔离并复查，周围的接触者做好保护，造成社区传播的风险可以大大减小。假阴性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 目前的信息表明，多个国家到我国的一些工作人员，其隔离和检测流程已经得到了一些精简。而其他一些疫情达到拐点的国家，也并不一定都采用了中国级别的防控措施，事实已经表明，压缩流程和控制防控成本在一定范围内是可行的，不会明显损害隔离效果，也不会造成二次大幅度的反弹，夸大风险是不必要的。

中方同英国政府合作开通赴华“快捷通道”。我们理解一些英国在华企业需要安排员工返回中国，我们为他们采取了灵活措施。具体而言，他们在赴华前要在英国进行检测，获得我们所说的“绿卡”，并在登机前出示以证明身体健康、无任何症状；抵达中国后，再进行测体温等各项检测，确保健康无恙；之后隔离期会缩短，而不是像大部分旅客一样必须隔离14天。[2]

随着中韩疫情趋缓，5月1日两国在全球率先开通“快捷通道”，适用于韩国全境和中国10个省市。基于此，双方重要商务、物流、生产和技术服务等人员，在履行必要审批程序后可申请签证，经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合格后，可在对方国家大幅缩短入境后隔离时间。[3]

机组人员造成疾病传播的风险，主要是人员接触造成的。如果减少飞机上的人员接触，比如让乘客自备食物和水，做好空调等设备的清洁消毒处理，这些问题的几率也是可以降低的。对一个社区环境主要靠飞沫传播和黏膜接触，传播能力有限，口罩有一定保护作用的疾病，降低有效传染数的方法是可操作的。

现行的隔离规定主要在旅客入境时进行核酸检测，并在之后在集中设置的隔离点隔离观察14天。而通过改良技术流程和多次检测，有望提高检出能力，可以把集中隔离的时间缩短，在7-10天左右转为居家隔离或者分散到其他要求相对低的隔离点，之后复查核酸。这样可以大大提高集中隔离点的周转速度和运行效率。提高国内接收公民回国的承载能力。

此举也不会增加全社会总体在平均每个人身上的疫情防控开支，入住隔离点，每天的房间和食物费用，按标间费用计算，一般需要200元以上，而多次的核酸抗体检测费用在500-1000元范围内。如果通过优化流程能减少5天以上的集中隔离天数，就可以大大减轻每个旅客的开支，提高隔离点的使用效率，降低社会的总体经济负担。

此外，一旦精简的隔离防疫流程获得成功，也可以用到国内的人口流动中，对减少本国复工复产时人员流动受限，提高省际人员流动效率，提供有力支持。给居民出行、社会治理和经济增长提供便利。

出现病例后的处理措施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可选的，是可以调整的。比如是在家隔离，在旅店隔离，在指定旅店隔离，还是在医院隔离？是测核酸还是测抗体？是隔离48小时，1周，10天，2周，3周？密切接触者范围多大，是亲属和明确接触史的人，还是整栋楼，整个城市，这些都是有调整空间的。

保证把大部分感染者识别出来居家隔离，和强行把整个社区的人限制在家里，都是可行的办法，前者风险大，但后者的风险同样不是0，我们没有道理一定必须使用后者。

五个一政策不只针对欧美发达国家，而是全球性的航空管理政策，包括了所有和中国关系良好或者关系紧张的国家。

目前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对全球是全透明的，而国内公开的防控政策和舆论其实是全球可见的。不能认为其他国家就被蒙在鼓里。如果始终限制常规航班运量，而是靠少数的专机解决这一问题，在全球各国，而不只是美国，都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舆论反应，总体来看，对中国的国际舆论不利。

• 限制国外的航空公司开通到国内的航线，在贸易战过程中，会被解读为一种贸易制裁措施。而造成旅客非法滞留，丧失合法身份，可能会被视为侵犯人权、违反国际法、侵犯少数人基本权利的行为的行为，这时候国内很难找出正当理由解释五个一政策的正当性。因此这一国际惯例不支持的行为在国外，基本上很难被任何主流政治团体或者派系支持。
• 在重大疫情时期，将没有固定收入、在国外缺乏社会保障和支持、毕业后签证到期、难以在国外就业的留学生拒之国外，一旦引起在各国大规模的非法滞留问题，会成一个系统性的普遍问题，引起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也包括俄罗斯、亚非拉其他国家等广泛的关注。
• 5、6月份是毕业季，这一问题的风险在随后的一两个月内会在全球各国集中增大，因此五个一政策会在一个集中时期成为一个世界各国同时注意的外交问题，各国的对华不友好人士可能联合起来对国内施压，甚至作为谈判的筹码。
• 五个一政策会给所有存在签证到期问题的国际短期旅客造成压力，比如务工人员、短期旅游、访问学者等，不只限于留学生。
• 传染病的卫生防疫的难度和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人口流动直接相关，而把大量的本国公民强行留在国外，等于是变相地给其他国家增加卫生防疫的负担，把自己国家疫情流行的风险转嫁到国外，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没有履行对本国公民的基本义务，给其他国家制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目前其他国家缺乏延长中国公民居留期限的激励机制。
• 目前在其他发达国家或者受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一些人说的拉美国家之外，本国公民不能回国的情况不太严重。在目前中国宣传自身防疫经验、履行国际责任，进行国际援助的同时，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本国公民滞留他国的问题，还因航班运力不足和价格过高抑制正常的归国需求，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宣传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 国家信用和国家形象评价的下降，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不足，对中国本国公民之后的短期或长期出国，对国际交流、访问、学习、商贸合作等的面签都会产生潜在的长期负面影响，这个黑历史被抓住和放大，就洗不掉了，会延续到疫情结束后甚至疫苗研发出来以后。
• 一个国家一旦遇到重大事件，本国有风险时，就拒绝接受本国公民回国，那么，国际会普遍质疑这一国家的国家信用和国家能力。一个大量输送非法移民，造成旅客滞留的国家，以后想让本国国民出境，难度也会增大。
• 目前国际上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在增多，而将本国公民滞留在国外，本身就把这部分中国公民暴露在危险之中。超期滞留的海外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丧失合法身份后，本身受到的当地法律保护就会减少。一旦国外某些政治力量将这部分非法滞留人员解读为中国给国外甩包袱，那么这部分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就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造成恶性循环。
• 其他国家的政府行为是可预期的，但民间极端人士的行为是难以预期的，一旦出现恶性事件，出现极端后果，可能就真的迫不得已要匆忙撤侨了。

因此，五个一政策不只是一个短期的内政问题，而可能转化成一个长期的外交问题，这会对后续的国家发展、国家形象和国际合作，产生许多的不利影响。

随着全球人口流动、全球气候变化、各国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以及病原微生物本身的突变，未来地区性和全球性传染病流行的风险仍然有上升可能，因世界各地传染病流行出现撤侨的潜在可能是存在的。

国内针对这一新型问题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处置能力是有必要的。

除了战争撤侨外，国内对因为疫情撤侨这种对本国风险更大的行为，同样需要有所准备。如果第一次碰上这样的情况就出现运力不足的问题，这对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信用是不利的。

• 中国在新冠肺炎的防控上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而在处理疫情已有数月的情况，如果管控的精细化、智能化程度不能进一步提升，使用这类已经被视为一刀切的高压政策，虽然暂时保护了复工复产，会让人对之后疫情二次反弹时国家的信息搜集、防控能力、动员能力、精细化管理能力的评价产生质疑。因此，五个一政策不一定会被解读为一个正面的经济信号。国际疫情传播风险的防控措施会间接影响人们对国内治理方式的预期。
• 目前归国需求迫切的中国公民当中，不乏医疗卫生、生物医药、信息科学、国际外交经贸等各个方面有一定学习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学生等，有一定的海外生活经验，掌握了疫情发生后其他国家的一些一手资料。这部分人群一旦形成一个庞大的数量，在充分交换信息后，对中国之后的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是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如果不设法保护好这部分人群，也会给今后国家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之前的一些正面宣传，所传达的信息就是，我国在疫情时有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氛围，要保护好公众的生命安全，也要维护好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要保护好中国护照和中国公民权的含金量。
• 任何人都有成为“少数人”的可能，包括某个特定城市的居民、某些特定时期不在国内的人员、特定的低收入人群、特定的高收入人群。如果不能保护每个人基本的权利，给基本权利设置了一个较低的下限，把每个人的可以让渡的权利空间划得太大，这种处理问题的逻辑会动摇国民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信心，损害每个人的安全感。
• 这一事件推而广之，如果每个人的利益都能被牺牲掉，大量的风险需要自行承担，这个信号也让人们很难配合之后的应急政策。人们会提高储蓄率，以备不时之需。这会限制人们的消费的积极性，助长焦虑情绪，对之后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一个积极信号。
• 病毒如果长期与人类共存，而疫苗研发出现阴性结果或者不能快速普及时，防疫压力会常态化，这一结果出现的几率还是较大的。而相当比例的海外中国公民持有的都是短期签证。

因此，限航这一政策本身就不具备长期实行的可操作性甚至正当性，不能把短期应急策略变成长期策略。提高检测能力和增加隔离点，创造条件让本国公民能在签证过期前回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之一。

因此，总得来说，这一措施虽然短期内控制了疫情压力，但是长期来看，可能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在国际上这一情况并不普遍，而中国本身就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这么做绝不是长久之计。

目前已经到了国外留学生毕业季，签证有效期和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普遍在这一段时间截止，留学生的问题尤其明显，因为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合法身份丧失的问题。因此这也是一个回国客流需求的高峰期。而航班供应能力不足会造成大量的非法滞留问题，波及多个国家。

网传的10月之后调整政策的方案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北半球秋冬季第二波疫情可能再次出现，按现在的逻辑，到时候同样未必能实现政策调整），国内有必要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尽快调整每周常规的航班方案，同时对隔离检测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资源储备。

否则，尤其是国际上，很快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超出民航部门乃至内政管理部门控制能力的、长期的、甚至难以挽回的不良后果。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健表示，当前由于国际疫情情况较复杂，在国际线上仍有一段较长不确定期。但因市场需求，民航局将保持在中国国内对境外输入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考虑适当增加航班。

最大计划量是134班，扩大到6月1号准备要执行航班量将达到407班，实际执行量受航线市场因素影响将少于407班。

ref：
[1]http://m.news.cctv.com/2020/05/16/ARTIT5GBvoXUCmi2nHORbUPR200516.shtml
[2]https://news.sina.cn/gn/2020-05-21/detail-iircuyvi4278959.d.html
[3]https://k.sina.cn/article_1784473157_6a5ce64502001uznk.html?from=news&subch=o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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